《反对抵制》金句摘录(二)

1、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2、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像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3、马克思在一封好像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 tolle 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像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4、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5、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