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首先高喊的便是“文化国家”或“和平国家”的口号。

陆军中将石原莞尔说道：既然战败了，就应该断然废除军备，给军部一个善终的美。今后面对世界舆论，要以我国才是和平发达国家的自豪感来应对。在科学、文化、产业复兴上的热情要不输于对国家军队的热情。

对军事上、经济上都被打败的日本来说，“和平”与“道义”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最后基础。这种主张，也与对以原子弹为象征的欧美军事力量的抵抗意识相辅相成。

战败时还只有10岁的大江健三郎写道：对于战争刚结束后的孩子们来说，“放弃战争”一词是多么具有光彩的宪法词语呀。在我的记忆中，新制中学社会科的老师，在当时的日本大国论氛围中最初的讲义是关于“放弃战争”的内容。老师说日本战败了，甚至留下了一个封建的、非科学的自卑国家。但是，老师突然话锋一转，说日本是被选为放弃战争的国家。当时我也感到就像玩扑克游戏时将王牌留在最后一样。就这样，“放弃战争”成了我道德上最主要的支柱。

当初惊讶于占领军草案的保守派政治家接受宪法的最大原因是，宪法第一条承认保留象征天皇制。宪法草案发表后的3月10日，《朝日新闻》对经济界的反应加以报道：这样下去的话不知会被激流冲到什么地方，而天皇制、资本主义存续这一点，使得大家对将来有了短暂的希望。同时，这样可以缓和日本共产党等激进势力压迫下的气氛。盟军最高司令部提出新宪法草案时，向踌躇的日方要人强调，如果不接受这个草案，将无法在国际舆论中保护天皇。

1946年1月4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出第一道开除公职令。因此，以大战中翼赞选举的推荐议员为首，进步党的274名议员中有260名，自由党的45名议员中有30名被开除。同时，势力激增的日本共产党试图与社会党结成“人民战线”。因此，面临危机的保守派政治家们，除了提出大胆的改革案之外别无选择。

实际上，自从新宪法草案以挽救保守政权危机的形式颁布后，支持该草案的社会党与提倡打倒天皇制的日本共产党陷入对立状态。因此，接受新宪法与其说是迫于美国压力，倒不如说是保守政治家们的生存策略。

与现实生活的贫困相比，宪法所提倡的理想太过抽象。当时日本共产党认为，不改革贫困的根源——社会体制，单单阐述人权与平等的宪法只是空谈。

日本共产党对新宪法的反对也指向了第九条。1946年的宪法修改审定会议上，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党员野坂参三以“放弃我国的自卫权会让民族独立产生危机”为由反对第九条。

在宪法修改审定会议上，吉田明确否定了自卫权，他说：“目前为止的战争，多数始于自卫权的名义。”另外，与吉田一起答辩的前首相币原喜重郎也认为，在核武器时代通过军备自卫保存性命的思想，“纯属小孩子做梦，不值得相信”。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资本主义末期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崩溃，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法西斯阵营，一个是与之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局势下，必须选择一个阵营，而不可能有“中立”。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中提倡“中立”的人，被拒绝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甚至被认为是从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形势中获益的敌对者。

中野认为，“挑起战端”的日本，光是消极地呼吁和平还不够。如果不加入国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积极地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话，其罪过不会得以解除。

从共产主义的立场来看，废除战争并不是只有和平口号就能达成。战争是资本主义及其末期阶段的帝国主义必然发生的问题。因此神山说道：“世界上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的危险”，批判《日本国宪法》只是“画饼”。

日本在忏悔侵略战争这一“我们的罪过”的基础上，应该为了“确立在正义上的和平”，积极地做出国际贡献。南原就这一主张，举出加入联合国这一现实问题：联合国的武装组织并不是特别的独立组织，加盟国有提供兵力的义务。在此我想问的是，将来日本被允许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抛弃这样的权利及义务呢？

但对于日本政府来说，盟军最高司令部提供的宪法原案的主要内容是不可能更改的。吉田首相针对南原的提问反驳道：“现在对日本来说，首先是恢复国权，恢复独立。这以外的问题无法回答。”

第九条在呼吁国际和平的第一款，与高呼放弃保有战争力量的第二款之间，添加了“为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一句。这一修正，产生出另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即只要不妨碍国际和平这一“目的”的话，就有可能保持战争力量。

但随着冷战的推进，日本政府开始暗地里将第九条的规定抛诸脑后。早在1947年9月13日，芦田均外相起草的亲手交给盟军最高司令部艾格伯格中将的文书中称：如果美苏的对立无法化解的话，希望通过美军驻留日本来进行防卫。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美国方面从初期的解除武装政策开始转换为将日本培养成反共同盟国的方针。

1946年，顺应“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者”与相信理想的“真正和平主义者”，都将第九条视为新民族主义的基础，谋求战后日本的重新启航。当然，之后出现的状况使得两者的共存关系分崩离析。

第五章 左翼的“民族”，保守的“个人”

1964年，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已经弱化。然而，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则被神化。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呢？

第一个理由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前处于绝对贫富差距的状况。

第二个理由是在日本，日本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反对战争的政党。战前，非共产党系的无产政党及工人运动，都曾协助战争。战后，非共产党系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日本社会党，但在没沾染协助战争的污点上，日本共产党具有很明显的精神优越性。

第三个理由或许是最大的理由，那便是知识分子们对于允许发动欠考虑的战争而招致惨败感到后悔。这批无法左右国策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无必要对发动战争这一决策感到“悔恨”。相反，比起没有阻止战争这一结果来说，丸山所谓的“悔恨”更应该指向他们战时的处世方法，也就是伦理问题。

日本共产党的党刊《前卫》第2期刊载了《关于爱国主义》一文。该文译自1945年6月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报《劳动报》。该文内容成为日本共产党其后倡导的爱国论的原型。

该文主张区分“真正的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者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提倡“自我民族优越性”，与“赤裸的民族偏见”、“帝国主义的欲望”连在一起。与此相反，“真正的爱国主义”就如殖民地独立运动或法国革命一样，拥有“为本民族的自由而战斗的决心”，并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权利”。

作者还断言，“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点”。共产主义虽然主张国际联合，各国共产主义者却“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国际主义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毫无关系的思想”，“劳动阶级从本民族脱离，拒绝该民族是非常滑稽的事情”。

那么，国际主义的旗手又是谁呢？当然是“跨国资本家的代表、国际卡特尔大资产阶级股票投机者、世界性武器贩卖商（‘杀人商贩’）及其手下”。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超越国界，践行拉丁文谚语中的‘有美食的地方便是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立国瑞士与瑞典，许多资本家将军需物资卖给纳粹便是最好的体现。因此，“已经证明国际主义绝不是‘超越政治’的东西”。这里，“国际主义”已经成为假装政治中立，实际上与帝国主义者勾结，超越国界追求利益的资本家的代名词。

德田及宫本等人的实际形象是否真的配得上这些神格化暂且不说，1930年左右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十几年的他们，没有体验战时社会状况的变迁。当他们突然被抬到领导的位置时，将人们的敬意理解为对自己政治力量的信赖，从而经常进行专断领导也在所难免。

1946年1月，流亡中国多年后回到日本的野坂参三发表了题为《由民主人民战线解救祖国的危机》的演讲，宣扬共产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呼吁“反对保守亡国政府”。

强调“爱国”与“民族”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路线，集合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各种势力，为对抗法西斯而组成“人民战线”。这一战术在纳粹取得政权后，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被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方式被处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国家和对日抗战的中国等国家采用。

日本共产党干部及追随他们的党员知识分子，认为加入自己领导下的民族战线才是“真正的爱国”，并谴责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为“战犯”、“卖国贼”等。

即便如此，战后初期十年内，“狱中没有转向”的权威依然存在。以日本共产党为主提出的“爱国”与“民族”主张，亦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战后初期，也有人不满日本共产党势力的壮大，这些人就是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

“老一辈自由主义”的特征，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其中之一便是他们中的多数在战败时都已年过五十，青年时代都在大正时期度过。另外他们都是讨厌共产主义、尊敬天皇的“文化人”，同时也喜欢“自由主义”。最大的前提是经济高速增长之前日本社会巨大的阶层差距。战前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经济上、教育上都与一般民众隔绝。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喜欢手杖、卷烟，也有很多人喜欢骑马和打高尔夫球。

但是，战时及战后的通货膨胀成为缩小这种差距的开端。都市中产阶级因空袭房屋被破坏，金融商品及存款因急速的通货膨胀而损耗。大多数习惯了战前优雅生活的年长的知识分子，都不满战后的社会变化。

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文化人”中，有不少是战时对右翼及军人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批判起因于他们讨厌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动摇。战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等名校，与官僚及政党政治家是同窗。1930年代后开始，随着下层阶级出身的军人得势，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的一部分精英官僚，作为“自由主义者”受到排斥。在总体战体制下，拥有欧式教养的都市知识分子也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军需工厂的工人与农民们却被称赞为“产业战士”。

鹤见俊辅分析排斥战时西方文化的标语得到民众支持的理由时说道：这些标语如果照字面意思解释的话，是排斥从国外输入的风俗习惯，推崇日本旧有风俗。但其实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含对上流阶级生活方式的反感。享受外来风俗的只是上流阶级，一般大众只止于国粹风俗，因此废除外来风俗对一般庶民毫无影响，而排斥外来风俗也可以称赞自己现有的生活态度。

总体战使得中产阶级及贵族阶级没落的情况，欧洲诸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经历过。在日本，不仅存在贵族阶级没落的情况，还存在所有日本国民被组织化的情况。粮食配给制使町内会、邻组等社区领袖，以及掌管粮食配给品分配的小商店主有机会取得比都市中产阶级还要高的地位。

清泽认为，日本“即便有‘革命’，大概也是具有破坏性和反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国家不可能变好”。总体战体制里“具有一般性知识与行动主义的人”即“木匠”、“鱼铺商人”等人即使发起革命，也只会招来混乱。清泽认为，是“知识阶层”和天皇给这些无知民众以秩序。

希望总体战在招致革命之前投降，但如果能因放弃“满洲”而与欧美等国达成妥协，以至于“不（丧失）朝鲜、台湾的话最好不过”，这种思考方式，在战时的上层阶级中普遍存在。众所周知，1945年2月，近卫文麿向天皇提出和平交涉时，强调“共产革命”的危机，认为推动总体战体制的军部内隐藏着“红色”危机。

他们的“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体系思想，倒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感觉。如果从他们从左翼、右翼的政治势力中保护自己的生活及“自由”来说，他们确实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

武者小路实笃、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也在《心》举办的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不想失去自己的自由”，“打算重视自己”。这种论调的背景还是他们的战争体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意味着对抗“红色”与军部，以保护“自己的自由”。

事实上，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无视“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466]与此相反，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个人主义”，主张“政治优先”。1946年2月，起草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案的藏原惟人认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都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恐慌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停滞不前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面临的是加入法西斯及帝国主义阵营还是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选择。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中立”或“个人的自由”意味着逃避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袒护帝国主义。

也有人主张“人应该遵照各自的天分，扮演适当的角色”。这种身份制度的心理状态支撑着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与“公共心”并存。也就是说，“肩负文化的人”，也可以像大众通过劳动贡献社会一样，通过自由享受文化，以一般民众不可能的形式贡献社会。这种秩序是“传统的”并且是“自然的”，而介入该秩序的“政治”便是“集体主义”。

在这些保守论者口中，“和平”一词也被赋予了一种独特意义，也就是他们享受安定地位的战前的时代。

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主张“自己的自由”，却批判他人的“自私”。而这一批判主要面向下层阶级的权利要求。在1948年的座谈会上，安倍能成认为，“我在战时便感觉到，战后工人对权利的要求会非常之大”。他还认为，罢工是爱国心欠缺的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在战后降低，与此相反，工人却“拿到很多工资，受到特别待遇”，“简直被惯坏了”。

是什么横亘在丸山等人与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间呢？概而言之，便是由世代派生出的不同的战争经历。战争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灾难，但是所受灾难的性质却因为世代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战时掌握政策及作战决定权的人，在言论界大肆讴歌战争的人都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与此相反，被动员到军队或工厂、被投入最前线的都是年青一代。因此，多数年轻人抱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被“年长一代发动的战争”破坏的意识。

战败后多数年轻知识分子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都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鸣。然而，没有经历动员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共有这种心情。战败后，即便赞成彻底解散军部，但比起变革社会结构，他们更热衷于恢复他们习惯的战前体制。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正时期的日本才是正常社会，因为那时拥有知识的上层阶级操纵政治，自己享受稳定的身份与“文化”。而军人抬头后的昭和时期是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他们认为，天皇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昭和时期发生异常，只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便不会有矛盾。

丸山真男批评“明治一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于1950年的座谈会上说道：现代所谓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怎么也不承认日本最近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的国家或社会体制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东西。津田左右吉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过去的日本更加近代化，只是旁逸斜出粗鲁的军部及右翼而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还强调日本以前就有自由，也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明治的精英们会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确实，知识分子们生活的世界在观念上很近代，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很遥远，国民生活本身与近代化程度之间非常不均衡。

丸山那一代人，因动员而接触到下层民众，其结果是让他们痛感自己的生活观与天皇观在日本整体社会中只不过是少数。丸山认为，昭和时期超国家主义的抬头，即便对上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突发事件，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只不过是下层民众之间常态的东西进入政治中枢的结果而已。

与怀念“大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相反，年青一代更加重视“明治”。他们试图通过赞赏“建国与变革”时代的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对抗在“稳定与文化”时代的大正时期成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丸山也于1946年10月的演讲《明治国家的思想》中批判道：“完全非政治性，也就是歌咏星星、堇花，迈向解放本能生活的个人主义。”当然，这些教养主义文化也是他们自己从年轻时候就熟悉的东西。但是，之后他们面对战争与战败的苦境时，这些教养文化没有丝毫作用。对拥有这些体验的他们来说，如加藤所言，宣传文化与美的大正教养主义简直是“令人作呕的东西”。

随着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到来，社会开始稳定，“明治”、“民族”等词失去其作为革新派的意义渐渐被保守派吸收。同时，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保守派特征的变化。改革氛围高涨，参与政治就意味着加入左派的时代，反而是保守派提倡脱离政治的“个人自由”。在这种前提因经济高速增长而瓦解的时候，江藤淳等人形成了“提倡有意识地接近国家，取得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感”的保守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