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鄙人是受到历史剧《走向共和》的一个经典片段启发，以它为引子展开写作：
所感1：忠臣，仅仅是君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
这个片段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慈禧太后仓惶逃往西安，慈禧质问荣禄为什么不死谏阻止她向十一国宣战。如果我们仔细斟酌，不难发现慈禧的强盗逻辑，但这却是君王们的常态心理。
荣禄的回答是相当的耐人寻味，劝诫的大臣（许景澄、袁昶）不是没有，但当场就被杀头了，基于此教训，谁还敢再冒着风险劝诫呢？这个回答无疑是符合人性的，慈禧的逻辑强盗之处就在于：“你即使被杀头，你即使明知被杀头，仍然要义无反顾地死谏。这不仅是身为臣子的义务，更是我身为君主的命令。”那么问题在于，是什么能让君主抱有如此反人类的心理？我们从本能中会意识到清朝是君主专制的顶峰，君主已经完成驯化并奴化大臣。但鄙人认为这还不够，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士大夫们也要负有“舔狗”式的责任，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终归是达到了这个结果。
愿意并敢于向君王死谏的大臣，多半不会是权欲熏心的奸臣（当然通过死谏来沽名钓誉的人也不在少数）。儒家的价值体系并不鼓励大臣无条件服从，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君主的行为不合礼法，那大臣也有权拒绝服从弃官而去，但儒家可鼓励人们“杀身成仁”。而随着法家的出现并融入儒家之后，君臣关系不再仅仅是礼法层面的理想问题，更是需要审时度势的现实问题，死谏也可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
所以，历史上被杀害的忠臣不可计数，敢于死谏的忠臣反而越来越多。君主是明知这一点才会对忠臣恣意妄为，许景澄、袁昶对清廷来说是忠臣，徐桐、刚毅等人也是忠臣，而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被杀。忠臣不是永恒的，忠诚才是永恒的。荣禄作为老练的实用主义者，深谙伴君如伴虎之道，既不死谏，也不跳出来表忠心，而是默默做成了慈禧真正想要的事，在各方之间游刃有余。
所感2：“正义无法决定胜负，而胜负却能决定正义”
从价值判断这个角度说，我肯定不同意这个感想，人若无正义观、善恶观与禽兽何异。从事实判断这个角度说，我则非常赞同。人，总有“清流”与“务实”之分。清流者，满腹经纶、满口大义却百无一用。而现实永远青睐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至于大义名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利者书写历史把自己粉饰成天命所归的例子难道还少吗？我们固然可以永不承认不义的一方，倘若他将事情解决得井井有条大家交口称赞的时候，我们岂不是要抱恨终生带着遗憾进棺材？毫无益处。
大义与务实之间不是完全冲突的，虽然某人务实很多时候是为了短期利益，但很多时候短期利益关系到人的生存，人如果不争取它就会性命堪忧，人死了难道要去阴曹地府追求大义吗？大义需要实力，能够解决问题的大义才是受到承认的大义，只有夺取了胜利，自己认定的大义才能有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要实现大义需要无数非人的磨难，事成之后还要面临“屠龙少年变恶龙”的良心考验。人如果实在接受不了，当然能“不可则止”，放弃眼前的利益。如此行使自由，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走到这一步的人也是身不由己，再难有回头路。
所感3：人，需要学会忍耐逆境
人，常常会在理想尚未实现的时候便排斥与自己理想相冲突的人与事，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常常为社会不公发声，希望未来能够按照自己所构想的“真善美”发展，勇气可嘉，志气可嘉。但善良的意图远远不够，姑且不论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自己的人生还要平添许多无谓的挫折。人，需要忍耐，为的是磨练心性；人，需要忍耐，为的是等待时机；人，需要忍耐，最终为的是积累实力和经验实现自己的理想。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挫折有时候并不会坚定人的意志，反而还会诱使人萌发“弯道超车”的想法。树挪死人挪活本无可厚非，但“弯道超车”即使实现也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遑论重新积累实力和经验了。无论何时，人都需要学会忍耐逆境，只有积累自身的实力，才能抓住可能的时机。
结论：只有利己，才能独立于世，才能更长久地利人
亚当斯密有一段名言值得人深省：“很多时候，一个人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使对方知道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获得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一个人无论何时，都要避免做“出头鸟”，在立场面前优先考量自己的利害；如果面临非要站队不可的处境时，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退路，面子给不了的体面就要从里子上给；至于那些怀有理想主义抱负的人，现实是个大染缸，用理想主义的手段是达不成现实目标的，更不要妄想出淤泥而不染。只有通过利己保证自身的实力，才有资格维护独立的人格，才能有不被他人煽动、不为他人的错误替罪陪葬的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