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法兰西王国的王朝友谊——鸢尾花与黄龙旗

清朝与法兰西王国的王朝友谊——鸢尾花与黄龙旗

1755年，在巴黎的法兰西歌剧院上映了一出戏剧，这部戏剧的作者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而这部剧的剧名为《中国孤儿》。讲述了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攻陷燕京后，诛杀了宋朝皇帝及皇族，有大臣藏匿宋室幼孤于皇陵后，以自己的幼子冒充送交成吉思汗并引发了一系列爱恨情仇的故事。可以明显看出来，这部戏剧是改编自中国的《赵氏孤儿》，却体现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对于赵氏孤儿的改编，这并不是第一次。1735年，耶稣会在巴黎出版了四卷本巨著《中华帝国全志》，其中《赵氏孤儿》的译本也被收入，该剧由此成为第一部被译介到欧洲的中国戏剧。此后在法、德、奥、英等国出现了至少六部以“中国孤儿”故事为原型的戏剧和小说，而伏尔泰先生的改编是最为成功的。那么这部剧背后体现了当时欧洲怎样的中国热，又体现了中法之间怎样的外交呢？

一·新航路开辟后的“西学东渐”

马克思认为，16世纪才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史，因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事情，那就是新航路的开辟，这使得世界逐渐连成了一个整体。达伽马、迪亚士开辟之后，很多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使臣，将很多西方的科技文化传到了中国，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点、角等数学语言就出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士大夫徐光启翻译的古希腊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这里提及到徐光启，这位可以称得上是明代“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甚至还差一点主导了大明葡萄牙式军队的建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笔者的另两篇文章《大明帝国最后的希望——引进葡萄牙的西式练兵始末》和《大明延续之最后希望——西洋火器与战法》。而他们的传教活动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就连南明的永历帝也为了获得支援，信仰了基督教。当然，这些人的努力最终也没有阻止明清易代。

到了清代，西学东渐，也并没有停下脚步。而其中和中国当时的清政府交往最多的国家当属法兰西波旁王朝。

波旁王朝统治法国自16世纪末开始，此时还没有清朝，甚至没有清朝的前身后金，但两者崛起的时间大致相似，当女真人赢得了关键战役——萨尔浒之战的胜利(1619)。波旁王朝也正在进行决定自身命运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到了17世纪中期。两国分别被两个优秀的政治家统治着，中国是千古一帝康熙皇帝，而法国是太阳王路易十四。

就像清朝与波旁王朝的历史一样，这两位帝王的人生有着高度的重合性，路易十四于1643年继承王位，这一年正好是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继位，当时路易年仅五岁，并不掌有朝政实权，直至1661年，其宰相红衣主教马萨林死后，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才勤政。而此时在中国，同一年，顺治皇帝死于天花，八岁的康熙皇帝于次年继位，之后也经历了权臣鳌拜专权，并于十四岁铲除权臣，并且勤政。

1658年，路易十四第一次向中国清王朝派遣了传教士。这批传教士仅有两人，中文名为穆迪我和聂仲迁，他们在顺治年间来华，但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在华期间，二人曾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并恩准他们传教。二人回国后，他们向路易十四介绍了中国久远的历史、康熙皇帝的出色的品格和才能。激发了路易十四对中国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1681年，中国人沈福宗随比利时教士柏应理由澳门启程前往欧洲，1684年，沈福宗和柏应理到达法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会见了沈福宗一行，沈福宗将拉丁文译版的《大学》、《中庸》和《论语》等中国经典赠给了路易十四，成为了有记载的第一个会见法国国王的中国人。在法王的宴会上，沈福宗向路易十四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细节到介绍了中国的餐具——筷子。这更加激发了路易十四对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的兴趣，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传教士使团的来华。

这次中法接触，是路易十四的一步“国家战略棋”，原因如下：

首先是经济因素，路易十四奉行“重商政策”，亲政后，便于1664年成立了法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仿效的对象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在东方，尤其是东方大国中国建立贸易联系，赚取财富。但是此时葡萄牙不仅牢牢占据着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就连派遣传教士的权利也垄断了。所以，路易十四便将传教士任命为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以“国王的数学家”身份考察中国的物产、商业等，以便日后贸易。

其次，作为两个当时东西方如日中天的大国，也有着建立官方交流的政治需求。当时的法国正逐渐成为欧陆第一强国，外交环境并不是很好，与清朝交好，虽几乎不可能获得实际军事支援，但较为符合其国家利益。路易十四甚至称自己希望建立了“巴黎-北京”轴心。

最后就是文化交流目的，使团的六位兼任院士的传教士（洪若翰、白晋、刘应、张诚、李明、塔夏尔），不但精通神学和哲学，还懂得文学、算数、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等等。他们随身携带的科学仪器是当时欧洲最先进发，而他们的薪水与仪器费用，均由路易十四资助。

1685年，六位“国王的数学家”乘暹罗使节的船从法国布雷斯特港出发，这段路程十分艰难，其中塔夏尔留在了暹罗，剩下五位耶稣会士为了不落入葡萄牙人手中，他们避开了经由澳门进入中国的习惯途径。改为宁波港下船登陆。1688年，终于达到了北京。但此时，尚未得知消息的路易十四却坐不住了。他认为一定是在路上出事了。这绝非无端揣测，而是当时的海路航运极其凶险，罗马教廷曾派出不下六百名传教士前往中国，最后真正抵达的不足六分之一。于是，路易十四派遣叙利伯爵带着六位“国王的数学家”，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这次他们希望走陆路达到中国。

这批使者还带上了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的信：“杰出、卓越、万能而又崇高的陛下，朕最为亲密的朋友，上帝愿增加您的荣耀，使您有一个幸福的归宿。获悉陛下希望在身边及贵国有大量精通欧洲科学的饱学之士，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子民，为陛下带去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知识和最新的天文观测成果。但是分隔我们两国的漫长海路使人极易遭遇种种不测，只有耗费大量时间并历尽各种艰险才能完成旅途。于是便拟此次向陛下再派一批皇家数学家耶稣会士，随西里伯爵经更短、更安全的陆路前往，以便他们能作为我们相互尊重和友谊的证明尽早到达陛下身边，以便通过西里伯爵归国后对您令人赞赏行为的记述，使朕能够忠实地见证所有非凡的事件。在此，朕请求上帝能够增加您的荣耀，并使您得到一个非常幸福的归宿。”

只是很可惜，俄国拒绝了传教士借道，这封信没有送到康熙皇帝的手中。

 

成功达到中国的五位法国传教士也有了分工：白晋与张诚留在皇帝身边，刘应、李明和洪若翰去地方进行传教。

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听传教士讲路易十四的业绩。除此之外，精力充沛的皇帝，除了平时研习中国传统文化，还对西方科学感兴趣，留在京城的传教士实际是他的科学老师。白晋与张诚学会满文和中文后，就开始教授康熙皇帝几何与代数。康熙皇帝的学习能力令传教士震惊，1690年张诚献半圆仪，康熙只用一小时便学会。康熙白天学两三小时，晚上还自学，“学了四五年，他始终很勤奋，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

两年后又教了天文学、物理学，康熙皇帝在白晋和张诚的教授下学会了一些新式天文仪器，如四分象限仪，天文钟等。在他们的指导下，康熙皇帝经常用测高望远镜测量大地，观测天体，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不仅如此，康熙还经常指出钦天监在天文推算中的错误。康熙四十九年，钦天监奏言云南，四川两省月不食。康熙曰:“朕曾习算法，天文地理靡不祥究。此疏言云南，四川两省月不食，因地之体圆，月之所食被其所掩而人不见，若以不见故而即书不食，则人不知之矣。此所奏糊涂，本发还。”

之后，康熙皇帝还学习了西方医学，传教士用铜版印刷了解剖图献给康熙。康熙还在皇宫里建造了一个小型“实验室”用于药品制造。1693年，康熙皇帝得了疟疾，差点性命不保，幸有洪若翰从法国带来的奎宁，这才转危为安。同年，白晋带着康熙帝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启程回法国。1697年，白晋抵达巴黎。路易十四高兴地召见了他，并给予了丰厚的嘉奖。白晋则献上了康熙帝的礼物——来自中国的人参和丝绸。

二·法国宫廷的“中国热”

交流是具有双向性的，一直以来，欧洲各国都流传着关于中国的传闻，对于路易十四来说，已经在中国宫廷生活5年的白晋，可以满足他的兴趣。路易十四当即就提出了很多问题。白晋便献上了精心绘制了康熙帝的画像和亲笔撰写的《康熙帝传》送给路易十四。这本书里详细记录了有关康熙帝的生平事迹。白晋称“康熙皇帝和陛下（路易十四）一样天赋极高、博文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路易十四认真地研读了《康熙帝传》，作为另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路易十四对康熙皇帝十分欣赏，他特别叮嘱白晋，作为使臣后要记得转呈自己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白晋又从法国科学研究院挑选了5名传教士，8位能够制作镜子的玻璃工匠带着法国的水晶玻璃、科学仪器、红酒等物品乘坐名为“海神”号的上传前往中国。康熙皇帝对白晋的差事很满意，又令洪若翰带着康熙帝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返回法国。

这些官方活动掀起了法国宫廷的“中国热”，1670年，路易十四国王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他还曾在凡尔赛宫举办大型宴会，这场宴会上有很多中国元素，如服饰、轿子等。太阳王路易十四曾孙路易十五为表现重视农业，于1756年模仿中国皇帝的“籍田大礼”举行了农耕典礼。

康熙皇帝等君主也符合西方哲学思想中“哲学王”的形象。1689年，传教士闵明我在对法国汉学家莱布尼茨介绍康熙皇帝时说:“（他）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能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三角学计算，并且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天文现象。中国古代不重神权，强调伦理道德，与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性主义相符。因此，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对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大为推崇。如前文提及的伏尔泰，在其著作《风俗论》中称赞说中国人的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统治者因为严格遵守礼教而取得成功。

三·波旁王朝的覆灭与此阶段中法交流的结束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国王的友谊延续到了他们的后人，17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派遣两位居住数十年以上的华裔高类思、杨德旺作为特使出访中国，觐见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打算派遣使团访问法国，但是使团未能成行，因为这时候法国波旁王朝的覆灭倒台了。

乾隆皇帝并不是大多数印象中的对外界变化毫不知情，他在与修建圆明园大水法的法国人蒋友仁询问过很多问题诸如：在欧洲各国中，是否有一个霸主？欧洲国家的女子为何可以继承王位？哪个国家女主当政？欧洲有多少国家和军队，作战的方式及谋略又有哪些？法国与俄国之间是否有外交关系？世界地图上为何有“新法兰西”“新荷兰”和“新西班牙”，这些新国王指的是谁？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乾隆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刁民”“顽民”以下犯上，无君无父，法国政府对所谓“刁民”“顽民”太过放纵，缺乏管束。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曾有使团成员记录：“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对此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早在1757年，乾隆皇帝就开始严格限制对外交流，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乾隆皇帝更加坚定了他的封闭政策。可以说，波旁王朝的灭亡，是当时本就对外界缺乏了解的中国又少了一条了解西方的途径。中法两国下一次大规模交流要等到近代，此时，双方不再友好，成了殖民与反殖民的关系。

那么，从整体上应当怎样来评价“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和“中国热”的法国呢？

对于中国来说，传教士传播的科学文化在宫廷内部的影响较大，对整体中国社会影响较小。当然，这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康熙皇帝等统治者，这也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密切相关。要知道，近代鸦片战争战败后，洋务派在推行一些西方近代科学史仍受到了顽固派的阻挠，更何况当时的中国社会呢？所以，康熙下令科举制下考几何代数的“穿越思想”过于荒谬了。

而西方当时也有反对“中国热”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人。今人观之，传教士的描述相对来说比较片面，有点“外国的月亮才算圆”的感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思想文化也被西方哲学家利用，推动了西方的启蒙运动，间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参考（格式就不规范了）：

2023年4月第34卷，第2期，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国语文(双月刊)》，第35卷，第4期。

《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10月

《卢梭笔下的中国想象与描述》钱林森

《从比较中看东西文化的差异—康熙与路易十四执政风格的比较》李义芳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一期

《清史稿》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