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批评马克思：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主义，会有新的特权阶级。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1873）：“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外观上。实质上，两者都是由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借口是多数人的所谓愚蠢和少数人的所谓聪明。因此，它们都是反动的：两者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都是巩固少数治人者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奴役。”

“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予以废除，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我们经过同他们的论战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无政府状态，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这就是说，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即专政是达到彻底的人民解放所必须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自由是目的，国家或专政是手段。可见，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

“他们（按：拉萨尔与俾斯麦）彼此接近的主要基础在于拉萨尔的政治社会纲领，在于马克思先生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虚假的）解放。但是为此就要使国家同意成为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资本奴役的解放者。怎样使国家具有这种意志呢？只可能有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这一断然的手段。按照我们的意见，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国家，就应当立即把它作为人民群众的永久的监狱加以摧毁。按照马克思先生的理论，人民不仅不应摧毁它，反而应当巩固和加强它，并且完全听从自己的恩人、监护人和导师即共产党的首长们的命令，交给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由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解放人民。他们把权柄集中到一只强有力的手中，因为愚昧无知的人民需要特别强有力的监护。他们将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军队：工业军和农业军，由国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科学和政治的特权阶层。”

马克思回击：“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你比人民更懂人民利益。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1873）：“任何国家，甚至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国家，甚至马克思先生所设想的所谓的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真正利益的有知识的因而有特权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地管理群众。”

你要让工人统治农民。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1873）：“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例如，大家知道，贱农是不受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文化水平最低。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治理。”

马克思回击：“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学理主义，权威主义。

《我和马克思的私人关系》（1871）：“他具有一切学者固有的缺点，他是个学理主义者。他无条件相信自己的理论，并从这些理论的高度来鄙视整个世界。”

《国际的组织》（1872）：“我们相信，如果国际工人协会将来分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包括绝大多数的人，而且是由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他们的整个科学只是盲目相信自己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智慧，另一个集团则只是由几十个统治者所组成，那末这个应当解放人类的机构本身就会变成某种寡头政治的国家，比所有国家更坏。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有学识的和精通权术的少数，他们一定会把政府的全部责任和权利抓在手中，而且更加专制，因为它精心地把自己的专制掩藏在一种外壳之下，即似乎它恭恭敬敬地尊重向来是由它自己口授的意志和决定这种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我们说，这些少数人既然服从自己特权地位的必要性和条件，同一切政府有共同的命运，就会逐渐地变得越来越专制、残酷和反动。”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一个学者就其本质来说就有各种思想上和道德上腐化的倾向，而他的主要毛病是过高估计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能，看不起一切无知识的人。要是让学者执政，他就会成为一个最难以忍受的暴君，因为学者的傲慢是令人厌恶和令人难堪的，而且比其他一切更加咄咄逼人。所有的人都成了书呆子的奴隶，这叫什么人类的命运！要是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他们就会对人类社会做各种试验，如同他们现在为了科学的利益对兔、猫、狗所做的试验那样。”

“在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博学社会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名词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个人数很少的新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治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从繁忙的政务中解放出来，完全被归入治于人的畜群。好一个解放！”

“任何一个学者都没有能力去教导人民，因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社会革命后人民将怎样生活和应该怎样生活。这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情况，其次取决于人民将要表现出来的、并将起有力作用的愿望，而绝不取决于来自上面的指示和解释，以及在革命前臆想出来的任何一般理论。”

拒绝天才独裁。

《论教育2》（1869）：“对于天才来说，无论幸福还是不幸福，人们应该首先在主要的观点注意到，人们不能组织起来迎合例外。不过这些天才除了作为我们所知的所有法则极其罕见的例外之外，就再也没有在人类历史中出现过了。即使这样，我们也希望未来的社会可以通过一个真正且实用的民间组织，通过集体财产来让天才们变得不那么必要，不那么令人生畏，而是让他们成为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真正好处的人。为此，我们永远不能无视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比最有智慧的人更有智慧的是大众。’所以，这仅仅是一个把所有人为了根植于完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自由，为了不受到来自天才独裁野心和暴政倾向的恐惧而组织起来的问题。”

人民不需要经济学。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我们的人民不需要任何科学，他们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就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坏，即使他们十倍地工作，他们也仍然不会变得富裕些、幸福些和自由些。这就是他们的境遇，例外的只是某些幸运者，农民或富农和市会，他们玩弄各种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从不幸的被奴役者的行列转入剥削者和奴役者的行列。所有这一切，人民不学政治经济学也了解得很清楚。”

附 巴枯宁锐评科学本性是抽象。

《上帝与国家》（1871）：“抽象便是它那本性，它非常能理解真实的、活生生的个性的原则，但是它不管那些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体；它只论一般性的个体，却不是张三或是李四，却不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对于科学，它们并不也不能存在。”

“在一定范围之内，生命对科学的反叛，更确当地说，对科学的统治的反叛，并不是毁坏科学——那是对人性的重大叛逆——而是把它放回到它的位置，使它不再离开它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一切人类史只是数百万可怜的人类为了一些无怜悯的抽象——上帝、国家、国家的权力、民族荣誉、历史权利、司法权、政治自由、公共福利——的荣誉而作的永久而血腥的殉祭，直至今天，这些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的、自动的、不可避免的运动。我们没法打消它；就过去而论，我们必须像对一切自然宿命一样地顺受它。我们必须相信这就是教育人类的唯一方法。”

附 巴枯宁对学术权威的态度。

《上帝与国家》（1871）：“这就是说我反对一切强权吗？我决无这样想法。关于靴子的事情，我采取制靴权威的意见；关于房子、运河或是铁道，我请教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意见。对诸如此类的专门知识我要向诸如此类的专家求教。但是我既不允许制靴匠，也不允许建筑师，也不允许专家来把他的权威加在我的身上。我自由自主而照他们的智力、性格、知识、所应得的那样尊重地听取他们的话，却总保留我自己的无可争论的批评权和不信任权。我绝不能把任何特殊部门的事情只请教同一个权威；我向几种权威请教；我把他们的意见来比较，而采取我觉得最正确的。但是即使在特别的问题上我也不承认有不会有错的权威；所以，不论我对诸如此类的个人的诚实和真诚如何尊敬，我对任何人没有绝对的信任。这种信任会将我的理性，我的自由，甚至我的计划的成功致于死命：它会立刻把我变做一个愚昧的奴隶，别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马克思也不认同以“在革命前臆想出来的任何一般理论”来指导革命后的建设。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1.2.22）：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

马克思批评巴枯宁：

经济与政治因果颠倒。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1869.8.3）：“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

1.继承权。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1869.8.3）：“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用直接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点。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避免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国债，那末，要想废除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70.4.19）：“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末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末，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

2.先废除资本还是先废除国家。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1.24）：“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

恩格斯致菲利普·范-派顿（1883.4.18）：“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政治冷淡主义。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70.4.19）：“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1.24）：“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1873.1）：“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你比我更权威主义，你还搞秘密组织，提前实现先锋队是吧。

马恩《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

“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们垄断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总之，一切都在变化。无政府状态、“放纵人民生活”、“恶欲”等等已经不够了。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国际的会员们正力图通过宣传、讨论和无产阶级的公开组织来建立这种统一，——而巴枯宁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由一百名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组成的秘密组织，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在永恒的“公民Ｂ”的统率下组成的，待用的总参谋部。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Perinde ac cadaver〔你要像死尸一样〕。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

202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