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同学粟鼎撰文纠正沈醉：戴笠之名有何含义？他什么时候、为什么离开黄埔？
戴笠是一个神秘的人，就连他的名字，也有很多种解读，普遍的看法是来源于“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有柄的斗笠，可能是古时的雨伞），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根据这首歌谣，有人望文生义，说戴笠的意思是“一个仆人（外国人的翻译）”，或者“爪牙（沈醉语）”。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理解汉朝《越谣歌》中唱的“车笠交”：你坐车为官（汉朝商贾不许坐车骑马），我戴斗笠为民，将来见面你会下车行礼，反过来的话，我也会下马问候。
君乘车我戴笠，颇有苟富贵勿相忘的意思，所以戴春风更名戴笠绝不是为了老蒋——他可不敢跟老蒋礼尚往来平起平坐，这个名字的意思，更接近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戴笠的形象，就是一个人脸被尖顶帽半盖住的意思，就像国画里的钓翁：头戴一顶斗笠坐于孤舟背对一切，看起来是一个平常的独行者，一个融化在山水之间的隐形人。
有两个外国作家曾这样评价戴笠：“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他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一百五十九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
戴笠连死亡都充满疑云，军统有多少特务，连总务处少将处长也不知道，他只含糊地说在两万到四万之间，而1946，美军事情报部门的评估则是另一个数字：戴笠有十八万便衣特工，此外还有穿特别制服和军装的七万武装游击队、二万别动军（估计是把康泽的人马算到戴笠头上了）、一万五二百九十一名“忠救军”和四万海上武装人员（美军称其为武装走私者或海盗）——这也是戴笠跟陈诚、桂永清竞争海军总司令之位的底牌。
戴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在黄埔毕业，以及他为什么历来黄埔，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似乎说得很详细，但是戴笠的同期同学粟鼎却有不同意见，所以他看了沈醉的回忆文章后，专门给沈醉所在的文史专员办公室写了一篇更正，并与沈醉的回忆文章一起刊登在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
粟鼎比戴笠小六岁，与戴笠都是黄埔六期骑兵科学员，戴笠离开黄埔后，粟鼎1929年毕业留校，历任骑兵连长、学员队长、上校练习团长。
1945年，粟鼎升任甘肃天水骑兵学校少将训练处长、教育长，并曾一度兼任骑兵十五旅少将旅长。
1949年9月22日，粟鼎在甘肃酒泉率领骑兵学校九百余人千余匹战马成功起义，彭总请他筹办第一野战军骑兵学校，他却要求回乡，在湖南军区政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辞职做生意去了。
粟鼎跟戴笠是同学，而且交情还不错，所以他对沈醉的回忆文章提出了质疑，认为沈醉说的有些话不符合事实。
粟鼎认为沈醉说得不对，那么沈醉又是怎么说的呢？咱们还是来看看沈醉的回忆文章：“关于戴笠一生所作所为，我知道得不很多。虽然我从十八岁便参加了他所领导的特务组织，前后十八年中，在他身边担任总务处长四五年之久，但由于他一贯阴险狡诈、变化多端、性情反复无常，因此写述他的有关材料遗漏必多……”
沈醉这番话看起来“骂”戴笠挺狠，但实际上是打预防针：如果我漏写了戴笠的罪行，那也不是故意的，实在是因为他待人接物有几副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方法，往往使甲之所见与乙之所见不尽相同，甚至恰恰相反。
戴笠打完预防针，就开始描述戴笠。
沈醉笔下的戴笠，还真跟《风筝》里的“戴老板”有些相似：“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像马一样成天哼哼个不停，没人要用几十条手帕擤鼻涕。”
笔者一直认为沈醉最想说的还是下面的话：“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别人当面说他举止和马一样，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化名马行健，居然以马自居。”
沈醉为什么对此津津乐道，还是不深究为好，但是他在回忆中好像故意留下了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他说“戴笠是黄埔军校骑兵六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他虽然不会骑马，却很喜欢马。”
黄埔六期骑兵科的戴笠不会骑马，估计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沈醉说戴笠“没有进黄埔之前，早就替蒋充当特务”，好像也有点不大对劲儿：“他先是替胡宗南做情报，以后由胡推荐给蒋。”
这可能是戴笠有些话不能对他这个小字辈说，而被戴笠称为“念观兄”的军统中将文强，肯定会了解得更多。
文强后来也写了一本《戴笠其人》，而且跟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合集出版了，在那本书中，文强记录了戴笠亲口告诉他的一些家世履历。
戴笠告诉文强，他是在上海“打流（无职业，混街头）”的时候认识了“校长”和“戴院长（不是戴宗，是戴季陶，此人当了二十年考试院长，主管蒋家王朝的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陈果夫等人，他们开始时，视戴笠小不鼓三（不鼓的同义词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那是骂人话）一样，不过是差使跑腿、送茶递水而已。
戴笠告诉文强，当年他就跟陈果夫不对付：“陈果夫那个肺病鬼，始终不大理睬我，我也非常讨厌他那股老爷气。他有时候叫我小不鼓三，我就回敬他，叫他大不鼓三。”
戴笠不止一次对文强表示遗憾：“直到十五年（老蒋他们的纪年，实为1926年）春我才南下去投奔他，若是早个一年半载前去投奔，难道我不是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吗？我这个黄埔六期生，不但不够充任局长，连副局长也不够资格，你说这不倒霉吗？”
沈醉说的跟文强记录不一样：“他在未进黄埔前，到处搜集一些情报，但只能在蒋出门时拦住汽车递上一份报告，以后到黄埔军校第六期混了一个时候，没有毕业便当了蒋的副官和参谋，才慢慢接近起来。”
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发现了沈醉描述的自相矛盾之处：老蒋的汽车岂是可以随便拦的？戴要是在黄埔时期就给蒋当过副官，那后来还不得授衔上将？
戴笠职务军衔中将，叙任军衔只是少将，所以他挂两颗将星总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他手下的特务们能不穿军装就不穿，免得“老板”难堪。
文强和沈醉都是道听途说，似乎不如戴笠的同学粟鼎掌握的信息可靠，所以粟鼎才专门写了《戴笠之离开黄埔》纠正：“他（戴笠）到黄埔六期入伍，期满分科入骑兵营当学生，驻扎广州郊区之沙河燕塘……一九二七年由沈振亚率领骑兵营迁驻南京军校，以后又开往苏州驻扎，因伙食采买贪了三元钱被发觉而离开军营投奔胡靖安（黄埔六期政治部少将主任）。蒋（1927年8月下野，10月访日寻求支持）回国后，胡力荐戴笠给蒋，这样戴就跟蒋接近了起来。”
沈醉是戴笠的徒弟，文强（黄埔四期）是戴笠的学长，粟鼎是戴笠的同期同学，这三个人描述戴笠如何结识老蒋和离开黄埔的过程不尽相同，哪一个更可信，就需要读者诸君慧眼明辨了：在您看来，戴笠此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这个黄埔六期骑兵科学员，到底有没有毕业、会不会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