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革新1.1二祖之制守成之弊端（三）

  朱棣在起义途中，先后遇到的武官将领有耿炳文，李景隆等等征战十分顺利。反而遇到文官守城的铁铉却战斗十分艰辛。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关于文官渐渐蚕食武官的指挥权力。这一问题导致明末崇祯年间的将领都是文官集团的人，导致对外对内战争都受朝廷文官集团利益冲突牵制。此问题后面会讲。

  此篇幅主要讲永乐年间以后的政治环境变化。朱棣登基之后，清算旧文官集团，所杀二十名中央重要文官。中央完全换层，于是永乐初年为了培养一批新的中央文官，也为了登基之后的各地方政治安稳。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维持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行为，直接获得了南方各地主士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归顺。但与此同时又将眼光放在了北方，永乐初即改北平为北京，设行在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永乐七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以及赫赫有名的五次永乐北伐(实为巡边，是一种皇权对于相权发展的抑制活动)，同时设立哈密卫，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斯藏地区的控制扩大北方地缘。地缘扩展之后，便可以施行迁都计划。洪武年间朱元璋与朱标的计划终于在朱棣这里落实。

  通过一系列南北方地缘分割，南京与北京的政党渐渐在成祖年间以后分割开来。这也导致宣宗时期放弃了南方的交趾。导致南方的地缘瘫痪，下西洋的政策被文官彻底拖垮。而仁宗朱高炽就是北方文官集团发展的开端。朱棣对于这一情况，不得不暗中扶持其为武官集团的二子朱高煦。其实朱高煦在夺嫡之争中是不可能胜利的，因为藩王掌兵权来保护皇权是朱元璋的政策，在朱棣之时因其怕自己身为藩王起义，影响后世儿孙效仿，便废除了。所以朱高煦的背后实际上也是另一批文官集团，朱高煦也不得不寻求这一批旧文官集团南方士族的庇护支持。

  朱高煦的就蕃地点是云南，但却一直在南京不肯就蕃。朱棣嗅到其意图勾结南方士族旧文官集团夺嫡，于是采取措施。永乐十三年，汉王封地改封青州（山东省）。永乐十五年，被强令就藩乐安州。乐安州今山东省惠民县，汉王发配山东，但依旧与南方旧士族保持联系。同时，朱棣在御驾亲征之时，国内监国都是太子。于是朱高炽大力发展自身周围的新文官集团，弘扬科举制。三杨内阁就是在朱高炽时期发扬壮大，导致后来三杨内阁的权力不受约束的。三杨在永乐年间之时，其作用在于皇帝或太子与百官之间平衡的一个组织。内阁设立之处，也在于平衡洪武年间废丞相制度之后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政治分割，其重点在于平衡，不在于事务。不过在朱棣死后，其权力渐渐壮大，不受控制，也导致仁宗与宣宗在与相权之间的斗争中暴死。以及导致英宗的土木堡巡边事件成为了文官清洗武官集团以及扶持另一位傀儡皇帝景泰帝。内阁的权力最终在杨延和内阁与武宗的斗争中达到顶峰。但在嘉靖革新之后的张璁内阁以及后来的夏言内阁、严嵩内阁、徐阶内阁这些都恢复了过去成祖时期的皇权与百官之间的平衡作用。

  此外，成祖施政相较太祖有一点重要特点就是除了用武官集团牵制文官集团以外，还大力发展了宦官集团，甚至达到今人所说的三权分立的雏形。这样一来，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对象从皇帝转为了宦官。而后世宣宗，英宗，宪宗，武宗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也都大力发展宦官集团的权力。宦官集团的特殊性质导致其被皇权牵制十分之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崇祯上任初期就轻松除掉了魏忠贤以及其背后的宦官集团，而对于文官却杀了又杀却总也无法解决文官集团的问题。这亦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命题，本篇只在于简单介绍。

  成祖驾崩以后，仁宗在新文官集团的一系列操作之下顺利登基。而汉王朱高煦与其背后的旧文官集团在目睹仁宗登基之后便错失这一次的造反机会，只好等待仁宗驾崩，宣宗即位的时机再来造反。所以历史上仁宗暴死的背后凶手除了新文官集团以外，还有可能是旧文官集团的手笔。新文官集团的动手原因与洪武年间文官害死太祖的原因相同，就是先帝长时间任用的大臣与新皇的身份有着儒家伦理的差序，尤其是经历永乐年间儒家封建皇权发展到极致之后。而旧文官集团的动手理由在于仁宗死后，汉王可以借机谋反上位。总而言之，仁宗死后，汉王与其背后的旧文官集团向新文官集团的宣宗朝廷发起挑战。汉王谋反的实质，就是朱棣遗留下来的新旧文官集团的冲突演化成为武装冲突。在这次冲突之后，也确立了明朝以后北方大于南方的政治格局。这对于嘉靖革新的很多措施以及中后叶的政治活动有重大解释意义。而朱瞻基以后的争斗冲突，是完全仿照二祖之制守成的结果。以上皆是永乐年间以后的政治环境变化，也就是二祖之制的一个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