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的史观去认识我们的古代史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阿克顿勋爵
我们学习的所谓正史，无非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我们作为底层读着读着正史就幻想着把自己代入到了帝王将相的立场上，对同处底层的人反而真实地缺乏共情和同理心。我决定整理我的所学，从文明框架业已完善的周朝开始，以“自由”的史观来认识我们的古代史，帮助人们能够真正从历史当中获得裨益。本文姑且作为整个系列的前言，我能坚持作到多少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底气，因此非常需要读者诸君的支持。
一、声明
正式写作之前，笔者在这里郑重声明：
本系列的文章自始至终都坚决杜绝“历史虚无主义”，笔者保证写下的每一处都是依托于官方信史、地方史料以及正规学者们的著述，绝不是来自于什么捕风捉影的“野狐禅”。即使有，笔者也会标注出处。
本系列的文章不会苛求古代人。因为用现代人的观点对过去时代人们的行为进行判断是非常不公平的。无论人们对道德如何评说，政治智慧无疑是不断变化的。钱穆先生也说过：“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因此，本系列的文章只旨在通过历史，讲一些事实判断的东西，以及从中寻求启示，对当下有所裨益。
但不苛求古人并不代表着不批判。尽管时代发生了变迁，但我相信人作为人，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念、行为取向不会有根本性质的差异。我们只能说对那个时代的人的一些特殊做法表示理解，是时代所限，在那个时代发挥过作用，绝不意味着我们今人就要认同它是对的，更不意味着是值得效法的。
二、“自由”的史观，可指史观之间是平等的地位，人要自由地认识历史。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对历史书上的记载，不同立场的人——社会阶层、贫富、宗教、种族、地域、国家等等，看待它的结果必然也是不同的。将朴素的认识形而上后，就演变成了“史观”：唯物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和生态史观等。在我看来，它们都是平等的。
正如孙隆基先生《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说：“某一套社会科学的理论，确实能够看到其他的社会学说看不到的现象，但同时它却不可能看到由其他的角度才看得到的现象。”我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但不同的史观也只能彰显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主要史观之间并不存在实质的优劣，没有一种史观具备完全辩倒任何对手的力量，也没有一种史观能完全解释历史。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有秉承不同史观的史家们互相攻诘，并为之留下文章与著作，读者们方能更多地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史学才能繁荣兴盛。而史观，只要不是像日本右翼那般为侵略罪恶张目，不管这“一家之言”的立场如何、质量如何，哪怕是在胡说八道，都应该自由放任，法无禁止即可为。
所以史观本来就没有什么正统，更不该有正统。梁启超先生就大力抨击所谓的“正统”观念，开宗明义道：“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在梁启超看来，玩弄正统的都不过是霸者与霸者的奴隶。更重要的问题是，正统如何为正统？是因为它本身的知识体系足够庞大完善，还是因为它的信徒能言善辩，抑或是因为皇帝靠权威来钦定的？有正统，就要甄别出异端，而正统对异端的态度，往往就是党同伐异、赶尽杀绝，最后就是文化专制，无数的学术瑰宝就会毁于一旦。
三、“自由”的史观，可指以个人为视角的史观。
本系列的文章不关注宏大叙事，不关注王侯将相的家谱，更不为其唱赞歌，而是关注“人”这个个体。因为我坚信历史的中心，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集体，更不是活生生的人去为抽象的集体而赴死的乌托邦。因为只有个人才会思考和行动。每一次进步都是个人做出的，不是由某种神秘的非个人的力量做出的。
而我们总是有一种将群体、民族乃至于国家进行拟人化的错觉，实则是内部所有个体互相影响的，不管是合作抑或是敌对，只是基于共同的环境而具有相似性。正如米塞斯所说：“历史过程不是个人所设定的，它是所有个人有意识行为复合的结果。没有人能计划历史，他所能计划并且付诸实施的是他的行为，他的行为连同其他人的行为构成了历史的过程。”
把各种群体拟人化是非常危险的，该论调武断地认定群体内部的所有成员就一定遵从抽象群体的意志。背后的本质就是让个体们沦为意志的资源，忽略了个体的自主性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别尔嘉耶夫指出：“个性不是部分，也不可能成为相对于任何整体的部分，哪怕是相对于巨大的整体，哪怕是相对于整个世界。”这就是个性的实质性原则，个性是微观宇宙，是完整的宇宙。只有个性才能包容普遍的内容，成为个体形式的潜在的宇宙。
个体也不会完全就沦为宏大叙事的提线木偶，底层小民在生活环境愈发艰难时，其真实行为与皇帝的雄才大略以及我们的传统认知往往也是南辕北辙。詹姆斯·斯科特提出过一种消极抵抗的理论，即“潜隐剧本”——从事日常使用的谨慎反抗避免直接与权威对抗。它们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它们不在官方支配的历史书写中，却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用现在的流行语讲，就是“用脚投票”，这是本系列文着重关注的。
四、“自由”的史观，也可指以经济自由主义为视角的史观。
关于自由，罗斯巴德认为财产权利与人权具有同一性：其一，只有人类能够积累财产，因此人类对财产的权利是归属于人类的权利；其二，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及其人身自由是他对自己人身的财产权利，也是一种“人权”。哈耶克也说：“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对此我自然是完全认同私产即自由的观念，并且深有体会，只有足够的财富才有能力做自己想做，反之就是没钱难倒英雄汉。更可怕的是人穷志短，财富上的贫穷长久以后也不免沦为观念上的贫穷。
我反对过多的经济干预，尤其反对垄断经营。古代的经济史，很大一部分就是朝廷为了财政控制民间财富渠道的掠夺史。正所谓利出一孔，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控制了渠道，就控制了人心，如果一个人的荣辱与贫贱都由君主决定，人才会视君主如日月神明、视之如父母。在历史上，朝廷垄断经营人为制造短缺并滋生贪污腐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士大夫中也不乏反对与民争利的声音，这同样是本系列文关注的重点。
更具欺骗性的是，朝廷往往会以“均贫富”这种光鲜亮丽的口号来博取人们乃至后人们的支持，但本系列还有一点要怯魅，“均贫富”实则是均贫，是共同贫穷，从来就没有皇帝只针对富人豪强而不针对底层老百姓，打击富人豪强的铁拳一定会波及到底层，除了富人豪强的转嫁外，还有皇帝的无差别对待，这一点在历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社会从来都不是也不该是扁平化的，富人豪强固然不仁，但多个阶层之间存在制衡才是健康的社会结构，贵族可以联合平民制衡君主，而君主也可以通过讨好平民来打击贵族。但当皇帝不断集权让社会扁平化，愈发地能垂直管理底层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随意决定底层的命运了。
最后，我希望各位学习历史要以人为中心，不要以宏大叙事为中心；与底层共情，不要与帝王将相共情；热衷于追求真理、自由，而不热衷于权谋，更不要将权谋视作理所应当。共勉。
